第五章 乌台诗案：生死浮沉 元丰二年（1079）四月四十三岁的苏轼抵达湖州任所。

此番知州之命本是一次寻常的转迁江南的暖风与太湖的烟波似乎预示着一段恬静时光的开始。

然而命运的雷霆正在汴京的阴云中悄然酝酿。

按照规制他撰写了《湖州谢上表》。

这本是一篇官样文章但在忧愤与耿介的驱使下他未能完全抑制胸中的块垒写下了“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

这些文字如同一束火把瞬间点燃了早已堆积如山的干柴。

在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新党激进派眼中这位名满天下、且曾直言批评新法的文坛领袖其本身就是一种障碍。

他们如获至宝以此表为突破口开始系统地搜罗苏轼的诗文穿凿附会罗织罪名。

一场以文字为罪证的政治迫害就此拉开序幕。

舒亶在奏章中指斥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并摘取其《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等诗中的句子断章取义指为讥讽青苗法、水利工程甚至影射皇帝。

李定更是在神宗面前直言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其罪“可废之明矣”。

七月二十八日 历史应记住这个日子。

御史台的悍吏皇甫僎带着台卒如鹰犬般疾驰至湖州径直闯入州衙大堂。

彼时苏轼正在处理公务闻讯仓皇出迎目睹官差气势汹汹心知祸事临头。

他一时失措请求与家人诀别。

后堂之中妻子王闰之（续弦王弗的堂妹）已是泪如雨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她悲愤难抑哭倒在地。

全家老小惶恐万状如临末日。

苏轼心中惨然此去汴京吉凶未卜或许便是永诀。

他强作镇定安抚家人将家事托付于长子苏迈随后便被押解出城。

湖州百姓闻讯无不惊骇叹息。

押解北上的路途是苏轼人生中最漫长的煎熬。

船行至太湖夜泊苍茫水面四顾无援悲愤与恐惧交织他曾想过纵身一跃了结此生以摆脱这无尽的屈辱与可能的酷刑。

然而当他望向汴京的方向想到弟弟苏辙想到当年离京时与弟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的约定求死的念头被生生按捺了下去。

他不能让自己的不明不白之死给弟弟和家人带来更大的灾祸。

这份手足之情成了他穿越黑暗的第一缕微光。

抵达汴京后苏轼被立即投入御史台监狱。

因台署院内多植柏树上有乌鸦栖息故称“乌台”此案因而得名“乌台诗案”。

在狱中的一百三十个日日夜夜他受尽了审讯与诘难。

狱吏的冷酷、环境的污秽、精神的折磨无不侵蚀着他的意志。

他曾与儿子苏迈约定平日送食只送菜与肉若有不测则送鱼。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出城借贷便托一友人送饭友人不知内情特意烹鱼以飨。

苏轼见鱼以为大限已至悲从中来写下了两首绝命诗托狱卒转交苏辙。

其中“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之句情深意重闻者无不鼻酸。

然而转机也在暗中涌动。

苏轼的遭遇震动了朝野。

其弟苏辙上书神宗愿纳还自身一切官爵为兄赎罪。

退隐金陵的王安石虽与苏轼政见不合但亦惜其才上书劝谏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此言分量极重。

更为关键的是病重的曹太后（仁宗皇后）在病榻前对神宗言及“仁宗皇帝以制科得轼兄弟喜以为子孙得两宰相”劝诫勿因诗文人罪。

这些因素都促使神宗皇帝心生宽宥之意。

漫长的审讯最终结案。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岁末的寒风中圣谕下达：苏轼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实质上是一个被监管的罪官身份但终究保住了性命。

走出乌台阴森的狱门重见天日苏轼恍如隔世。

他呼吸着凛冽而自由的空气写下“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的诗句那种劫后余生的复杂心绪跃然纸上。

这场大难如同一次灵魂的淬火彻底改变了他对政治、人生和艺术的看法。

他带着一身伤痕与满心感悟向着长江边的贬所黄州踏上了新的旅程。

在那里一个更为深邃、旷达的苏东坡即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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